1983年6月28日《中國青年報》一版刊發報道《歡迎大學生到敦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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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書鴻，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被稱為“敦煌守護神”。當時已在巴黎作畫10年的他，在塞納河畔的書攤偶然邂逅一本敦煌畫冊。他驚嘆，從4世紀到15世紀之間中國壁畫的藝術水準，絕不遜色于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驚覺自己文化之根在中國，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回國看看敦煌。

1936年，32歲的他回到戰亂中的故土，直到1943年，常書鴻一行6人從蘭州騎了三天三夜的駱駝才來到敦煌。當時常書鴻面對的莫高窟是400年無人管理、滿目瘡痍、破敗不堪的廢墟，他并沒有退縮，篳路藍縷，揭開了敦煌保護的序幕。

在《愿為敦煌燃此生：常書鴻自傳》中，常書鴻這樣說道：“人生是戰斗的連接，每當一個困難被克服，另一個苦難便會出現，人生就是困難的反復，但我更不會后退，我的青春不會再來，但不論有多大的困難，我一定要戰斗到最后。”

段文杰，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長，被稱為“大漠隱士”。1942年，25歲的段文杰是國立藝專主攻國畫的高材生，在重慶參觀了“敦煌藝術及西北風俗寫生畫展”和“張大千撫臨敦煌壁畫展覽”，決定到敦煌看一看。1945年，他一路向西向北，來到敦煌，自此再也沒有離開過。

段文杰院長說：敦煌是我家，我的畢生精力都是為了保護、研究、弘揚它。

從1946年開始，段文杰共臨摹各洞窟不同時期的壁畫340多幅，敦煌第130窟的《都督夫人禮佛圖》原壁畫已經大部泯滅，無法看清。段文杰的臨摹品成了認識這幅壁畫的依據。

時間沉淀賦予文物價值，也讓它們隨著時間暗淡、甚至消失，守護敦煌就是讓這些承載著中華文化基因的文物，生命更久。

樊錦詩，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長，被稱為“敦煌女兒”，與敦煌初見是在1962年，作為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學生的她來到敦煌實習。第二年，25歲的樊錦詩從未名湖畔被分配至敦煌工作，面對簡陋甚至是惡劣的環境，她有過動搖，但最終選擇在這里守住前輩的星火。她在任院長期間，更是開辟了敦煌保護創新之路，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竣工，敦煌的每一個洞窟、每一幅壁畫、每一尊彩塑有了自己的數字檔案。

她說：“我這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守護、研究、弘揚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這是最大的幸福。”

2022年五四青年節當日，她將多年來獲得的獎金和部分個人積蓄1000萬元人民幣捐出，用于支持敦煌學研究。

現任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的趙聲良，懷著一顆赤子之心來到了敦煌。

1983年，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讀大學三年級的他偶然在《中國青年報》上讀到了采訪段文杰的文章，看到段所長說敦煌也缺年輕人才，受到觸動的趙聲良試著給段文杰寫了一封信。沒過多久，他就收到了段所長熱情洋溢的親筆回信，歡迎他到敦煌來。“雖然他父親極不愿意兒子去偏遠的敦煌工作，但這個執拗的年輕人還是在大學畢業后背著行李直接去了敦煌。”從此他在敦煌扎下了根，成長為敦煌的又一位領軍人物。

現任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敘述中的敦煌保護則是妥妥的理工男思路，科學保護已成為敦煌保護的日常，在敦煌這個世界級博物館，科技成為敦煌保護和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

“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其中凝結著一代一代敦煌人身上共有的“莫高精神”。

“擇一事、終一生”是敦煌人共有的信念。在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們身后，是一代又一代“打不走的敦煌人”，合力在大漠上耕耘著希望和理想主義的種子。

敦煌記錄著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莫高窟保護事業的發展，刻畫著一代一代敦煌人的成長。他們有投身事業的熱情，對待學術的專注；他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

如今，一群年輕的面孔如同他們的前輩一樣，在大漠守護著敦煌，他們著迷于敦煌文化，被莫高精神浸染，他們身上既有老一輩扎實樸實的治學精神，又有著新時代撲面而來的氣息，用AI、數字化賦予莫高窟新的生命，他們用年輕的熱情和激情接力守護敦煌。

敦煌莫高窟因為這群敦煌人而愈發生動、厚重，更有溫度。

劉靜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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